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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瓦黑瓦 正文 永远的古典(代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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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瓦》马上就要付印了,忽然觉得它缺少了点什么东西――原来没有一个序或后记。没有序或后记,就觉得有点“秃”。可是,时间又不容我再去仔细琢磨出个真正的序或后记来,就拿来不久前写的一篇万余字的长文,然后操起笔,像抡板斧一样,乱砍了一通,将它砍成了几千字的一篇短文,权作后记。文中所说的那几点意思,也正是“后记”中――假如去写个后记的话――想要说的那几点意思。

    小说的历史已很漫长了。小说写至今天,似乎已到了烂熟的程度。烂熟意味着事情到了极顶,而事情一旦到了极顶,也就意味着到了穷途末路之时。对小说的以后的图景,批评家们早巳失去了想像力,从而再也没有信心去勾画它了。所以纳博科夫在写了《徵暗的火》之后,美国批评界感到了一种莫大的欣慰:纳博科夫终于以他独到而怪异的构思方式,使人们看到了走投无路、再无新招的小说,至少在形式上,又有了新的可能性。

    其实批评家们的担忧,多少属于杞人忧天。

    小说毕竟不是―个人――一个人有生老病死;毕竟不是―枚果实――一枚果实有瓜熟蒂落终为泥土之时。的确,世界上有许多东西,总有一个鼎盛之后而归于熄灭、沉寂的结局。但小说却不是这样一种东西。虽不敢说它能永与日月同在,但也属于那种很难终了的东西。它能绝处逢生,能反复呈现辉煌,能不断地延续自己的历史。虽已过去漫长岁月,但它可能还处于充满活力的青年时期。

    小说已走出了古典形态,正走向现代形态,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古典形态的小说与现代形态的小说,是两道不同的风景。

    古典形态的小说,企图成为人类黑夜中的温暖光亮。那些充满悲悯情怀的小说家,所注视的是正在受苦受难的人类。他们在善与恶之间,在正义与非正义之间,表现出了人类的良知、人类精英所有的见识与勇气以及作为一个高尚的知识分子所应具有的伟大人格。十九世纪的小说家们所孜孜不倦地做着的,是一篇篇感动的文章。“感动”,是十九世纪艺术构思中的一个核心单词。然而,他们对人类所表示的一切关怀,在今天来看,却不能说都是一种终极性的关怀。他们对恶的诅咒,对阶级压迫所表现出来的鲜明态度,对一切被怜悯的人物所寄予的深切同情,以及他们对人类所在的如此种种处境所开列的可行或不可行的药方,可以说,仍然是形而下的。

    现代形态的小说却放弃了这一层次上的关怀。那些从事这一形态小说创作的小说家们,不再一般性地注视善与恶这一基本矛盾,更不在意阶级的冲突以及人类现处的水平低下的物质生活状况。他们认为,这一切,并不是人类悲剧的真正原因――这些原因甚至是无所谓的,由这些原因所导致的悲剧(如一个富人对一位纯真少女的勾引乃至抛弃,如某种独裁制度下的人民失去自由),是一些缺少足够深度与质量的悲剧。他们的思维从“战争、和平、阶级、压迫、、民主、贫穷、豪富……”这样一个词汇系统脱出,而进入“偶然、必然、有无、时间、空间、本原、孤独……”这样一个词汇系统。他们从古典形态的小说从未到达和选择的角度,揭示着人类的困境:对于人类而言,时间是至高无上的,由它构成的一座循环往复的迷宫,使所有的价值在这里失去确定的位置,人在其中与万物一样消损;人是偶然性的玩物与牺牲品,人在相信某种必然性时,却总是被偶然性所嘲弄,所突然地颠覆,任何个人努力,任何一个周密的计划,都会在偶然性面前变得一文不值或根本不可能实现……在小说家看来,这―切关怀是终极性的关怀。

    这些问题,自然都是一些形而上程度很高的问题。它们从古典形态小说视野下的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的层面,走向了哲学的层面。

    关注形而上问题,是一种时髦,成了二十世纪的一种思维癖好,或者说,几乎成了一种克制不住的。这种癖好与,甚至使我们把本来既具有形而下又具有形而上双重层面的作品,宁愿只理解成仅有形而上的层面。比如我们对卡夫卡《城堡》的理解和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理解。卡夫卡的《城堡》本来有一个很实在的用意:影射国家统治机器(教条、互相扯皮、公文旅行、官僚主义、效率低下)。《百年孤独》也有很实在的用意:抨击殖民主义与独裁统治。然而,现在,在读者与批评家眼中,就只剩下一些玄学性的问题了。

    对于这些玄学性的问题,米兰。昆德拉有他独特的表述,这就是: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有关“人类存在的基本状态”的问题。

    他甚至把小说的生死存亡与这些问题连接起来,认为假如哪一天小说真的死亡了,其原因不在别处,而在小说自身――是小说忘记了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小说关心了它不必关心的问题――那些形而下的问题。

    现代形态的小说,逐渐放弃了小说的审美价值,而一味委身于认识价值。以古典形态的小说作为材料而建立起来的传统小说美学所持的种种美学原则(规则),面对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小说,差不多已失去了解读的能力。因为这些小说已不存在那些被传统小说美学称之为“美感”的东西。这些小说家本来就没有这样的美学动机。批评家想解释,但没有对象。那些经营得有条有理的美学体系,,几乎成了一纸空文。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小说,所全神贯注的是思想的深刻,是对形而上问题的揭示。它所企求的惟一阅读效果,是让那些怀了同样心理与兴趣的读者深感它的思想的冷峻、尖刻与不同凡响,要使你有如梦初醒的感觉和醍醐灌顶的感觉,要让你有看到这个世界的“底牌”时的惊愕,甚至要让你在自己与作品的思想深度的对比之中深感自卑与汗颜。

    在这里,荚与真失去了平等的位置,荚甚至被完全弃置荒野,唯荚主义更被看成了一种苍白、浅薄之物。在这样一种倾向之下,我们已不可能再经常性地见到契诃夫的《草原》、蒲宁的那些散文化了的短篇、沈从文的《萧萧》,以及废名先生的那些含了“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十枝花”之意境的作品。我们已无机会再像金圣叹那样发一声“绝妙好辞”

    的惊叹,或拍案叫一声“真是漂亮!”我们已不可能在一片美感中心荡神摇、醉眼朦胧。现代形态的小说毁灭了古典形态小说所营造的如诗如画的荚学天下。

    把真作为惟一选择,企图获得“深度”的当下小说,还自然地带来了对粗鄙物象的癖好。厕所、肥蛆、鼻涕、浓痰、腐鼠……

    这一切被萨特所喜爱的软、黏、滑的物象,纷纷涌入小说。因为,这一切,是在揭示所谓人类基本存在状态时,不由自主地带来的产物。

    我们无法回避现代形态的小说。文学史必须正视它。它对人类精神世界的丰富,功德无量。但,我们在对它做出足够的赞颂之后,却必须看到它所走的极端。我们更应该看到:它的荣誉是以牺牲古典形态的小说为代价的;一些极端偏激的批评家们,在一味推崇它时,却忽视了古典形态小说一如从前、依然青春这一事实。

    其实,我们可以对现代形态的小说以及促使现代形态小说产生的依据,提出种种质疑――我们并没有得到一个先验的无需证明的判断,即终极关怀是小说的根本使命。为什么说小说对人类的关怀就一定应是这样的终极关怀呢?这种结论又是谁赋予的呢?终极关怀与小说的价值之间的逻辑关系,是人为的还是原先就在的?又有谁去令人信服地证明过古典形态的非终极关怀仅其价值而言就一定要比现代形态的终极关怀来得低下?这到底是两种只具并列关系的形态还是一种递进关系的形态?

    其次,我们可以很“功利”地怀疑:当人类需要最起码的实际关怀时,如此终极而玄虚的关怀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人类连最起码的平等自由没有、最起码的物质条件没有、最起码的做人的权利没有、最起码的个人尊严没有,那些他们连想都没有想到过也根本无从觉察的终极关怀,他们需要吗?又能消受得起吗?

    事实上,由于现代批评对现代形态小说在价值上的独断性评价,导致了当今小说一窝蜂地放弃了古典形态小说的价值取向,从而使小说完全失去了实在的社会功能,成了少数学者、专家在书斋与会议室中讨论的精神闲食与贵族生活的精神奢侈品了。

    一味地形而厶就一定是我们要选择的方向吗?黑格尔当年讲,文学最终将与哲学汇合而消亡。我赞同文学与哲学的汇合。

    但假如说这种汇合是以消亡文学为代价的话,那么,我宁愿拒绝这种汇合。

    现代形态下的小说,乃至整个现代形态下的文学,无法推卸这一点:它们给我们带来的是冷漠与冷酷。也许,这并不是它的本意――它的本意还可能是揭露冷漠与冷酷的,但它在效果上,确实如此。小说失去了古典的温馨与温暖。小说已不能再庇护我们,慰藉我们,也已不能再纯净我们。我们在那些目光呆滞、行动孤僻、对周围世界无动于衷的现代形象面前,以及直接面对那些阴暗潮湿、肮脏不堪的生存环境时,我们所能有的只是一种地老天荒时的凄清与情感的枯寂。

    托尔斯泰、雨果、契诃夫、鲁迅以及沈从文等小说家所创造的古典形态下的小说所具有的悲悯精神,在这个恰洽缺乏情感的现代社会,难道还不是一个显赫的问题吗?当今小说难道没有重新找回这一精神的必要吗?

    对思想力量的迷信和对荚感力量的轻看,是十足的偏颇。美感与思想具有同等的力量。一个人轻生,任何思想的说服,也许都无济于事。但如果这个人这一刻站在青青的草地上,看到天边的云彩下走过一个天使般的小女孩,也许就会觉得世世界很漂亮,活着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就会放弃轻生的念头。颓唐的安德烈公爵,躺在血染的沙场上,正是在看到了一片美丽而高远的俄罗斯天空后,重又获得生存的勇气的。

    现代形态的小说拒绝美感是荒谬妁。

    现代形态的小说与古典形态的小说相比,不具有进化论意义上的价值。它们只是两种并列的形态。

    古典形态的小说,在得了当下精神的光照、获取生活给予的鲜活的新内容之后,依然可以再现青春之活力。

    近来我连续看了几十部获奥斯卡金像奖的影片。我得出一个结论:那个在我们的印象中似乎满街溜达着玩世不恭百无聊赖的嬉皮士、到处闪动着留了“庞克”发型的怪人们的身影的西方世界,被民众们广泛接受并被那些权威机构认可的影片――《克莱默》、《钢琴课》等,恰洽是非常古典的。于是,我就怀疑起这些年来我们的批评家们的工作。他们似乎把西方边缘性的、非主流的文学艺术无节制地夸大与强调了,从而给中国的作家们形成了一个特大的错觉,仿佛西方世界的文学艺术无一例外地全都滑入了现代形态一路。

    文学的古典与现代,仅仅是两种形态,实在无所谓先进与落后,无所谓深刻与浅薄。艺术才是一切。更具悖论色彩的是,当这个世界日甚一日地跌入所谓“现代”时,它反而会更加看重与迷恋能给这个世界带来情感的慰藉,能在喧哗与骚动中创造一番宁静与肃穆的“古典”。

    我在理性上是个现代主义者,而在情感与美学趣味上却是个古典主义者。《红瓦》顺从了后者。

    一九九八年一月十五日凌晨于北京大学燕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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